年上海甲肝大暴发期间，医院医务人员在简陋的肝炎临时病房前。供图/华山感染
中国感染病学的“华山”路
本刊记者/鲍安琪
1月24日，大年三十，武汉封城第二天。
82岁的医院终身教授翁心华接到通知，下午去上海疾控中心参加上海市新冠肺炎临床救治专家组会议。他因此取消了当晚的年夜饭。过年不好打车，他的学生、专家组组长张文宏特意开车来接他。
在车上，翁心华笑着对张文宏说，SARS时自己在上海弄了半年只弄了8个病人，这次上海首例确诊才4天，就20个确诊病人了（截至1月23日24点）。自己的第一感觉是，这次新冠病*的传播力比SARS还要更强一些。
“从那时起我就把自己的时间精力全部投进去研究这个疾病的防控，这与翁老师早期就提醒我们要重视这个病是有关系的。”张文宏告诉《中国新闻周刊》。
“17年前SARS时，我做上海专家咨询组组长，想不到17年后我的学生替代我来做组长了。他很有能力，他会做得比我更好。”在这次上海临床救治专家组会议上，翁心华如是说。
从传染到感染
年10月，翁心华当选为第七届中华医学会传染病学分会主任委员，李兰娟等为副主任委员（后李兰娟接任第八届主任委员）。他们的首要工作目标，是将传染病学分会改名为感染病学分会。
医院教授王爱霞、医院教授斯崇文到翁心华，三任主委接力的目标。
新中国成立以后，中国医学界学习苏联模式，建立了以治疗肝病为主的传染病科。但业内有识之士已认识到，中国的感染病学科应该与国际接轨，与抗生素、公共卫生事业等结合，向“大感染”学科回归。
这也是翁心华的老师戴自英多年努力的方向。
戴自英曾师从青霉素发明者之一、诺贝尔医学奖获得者、牛津大学病理学教授弗洛里，年获牛津大学博士学位回国。年，医院传染科。
年，翁心华从上海第一医学院毕业，医院传染病教研室工作。教研室主任是戴自英，翁心华的大学老师徐肇玥为副主任。传染科工作条件艰苦，医院里条件最差的一个科室。戴自英告诫他们：“传染科医生要挑得起担子，经得住考验，放得下名利，守得住清寒。”
医院的传染科大都实行大一统的苏联模式不同，自创建以来，戴自英主导的传染科就实行一种混合模式：既有苏联模式的专门收治传染性疾病的隔离病房，也有西方模式的收治感染性疾病的普通病房。
戴自英还是中国临床抗生素学奠基人，年在上海主持创建了中国首家抗生素临床研究室。抗生素领域涉及许多出自拉丁文的细菌名与药名，发音独特，连学外语的人也读不准。戴自英的研究生，医院感染科主任、医院*委书记的张永信回忆，他们对戴老师的原版英式英语非常羡慕，但仿学很难。一次张永信试探地问能否录音，戴自英欣然同意，认真地将常用细菌名慢读一遍，个别特殊的还加以重复。后来那盘正版磁带被同学们反复翻录。
医院现任抗生素研究所所长、感染科副主任王明贵告诉《中国新闻周刊》，医院感染病学科的整个亚专科是国内最全，与国际最接轨的。这是因为，一开始他们就是两条腿走路，由感染科和抗生素研究所两条线组成。“有了这两块，你的感染科才真正能叫做感染科。”
年12月，戴自英退休。翁心华接替他，担任了医院传染科主任。他有意识地请戴老师发表文章，引起讨论，为学科转型做准备。
戴自英提出，厘清“传染”和“感染”的概念，正本清源。国内译为传染病的“infectiousdisease”，在国际上被称为感染性疾病。虽然两者均由微生物或寄生虫所致，但感染病的概念大于传染病（contagiousdisease），还包含非传染性的感染性疾病。
这一认识逐渐成为共识。年，第六届全国传染病和寄生虫病学术会议一致通过了学科更名的决议。改名需要获得民*部的批准。经过三年报批，终于在翁心华的主委任上获得批准。
翁心华说，这不是三个字名称的改动，实际上是学科走向的变革。“这种拓宽是学科发展的必然趋势，也是我们与国际接轨的必然要求。”
SARS防治的上海标准
翁心华刚接任中华医学会感染病学分会主任委员，就遭遇到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考验：SARS来了。
年11月16日，第一例病例在广东佛山市发生。年2月，上海拉开了防治SARS的序幕。
上海市医学会向上海市卫生局推荐，由翁心华来担任上海市防治“非典”（后期改称SARS）专家咨询组组长。年3月底，翁心华刚从澳大利亚参加学术会议返回上海，即收到任命。
专家咨询组由上海市卫生局牵头，由20位来自感染科、呼吸科、临床微生物、流行病学、重症急救等方面的顶尖专家组成。
几乎与此同时，上海第一例SARS患者出现了。3月27日，一位从香港回来的女士医院发热门诊就诊，随即转入上海定点收治SARS病医院。4月2日，被确诊为SARS。
医院感染病学科领导层合影。前排左起:翁心华(医院终身教授、感染科原主任)、汪复(抗生素研究所原所长)、张婴元(医院终身教授、抗生素研究所原所长)；后排左起：邵凌云(感染科副主任)、张继明(感染科副主任)、王明贵(抗生素研究所所长、感染科副主任)、张文宏(感染科主任、抗生素研究所副所长)、张菁(抗生素研究所副所长)、*海辉(抗生素研究所副所长)。供图/华山感染
其中，对北京来上海旅游的一位57岁女患者的救治是最困难的。她的肺部出现继发烟曲霉感染，情况危急。当时国内有两性霉素B可以治疗烟曲霉病，但副作用大，专家组认为患者当时的身体状况难以承受。医院感染病学科终身教授、时任抗生素研究所所长张婴元提出，可以使用伏立康唑。
医院主任医师、分管临床救治的专家组成员巫善明告诉《中国新闻周刊》，伏立康唑是专门针对深部真菌感染的新药，当时还未获批进入中国。SARS期间，辉瑞公司向中国捐赠了一批伏立康唑。该药上海无货，经市领导亲自批示，向北京紧急求援。20支伏立康唑由东航运抵上海，送至隔离病区的医生手中。患者康复出院，成为上海最后一位出院的患者。
疫情中，中国境内（含香港）累计多人感染，死亡人。其中，北京、广东、香港特区感染人数均超千人。而上海市仅8人感染，2人死亡，其中7人为输入性病例，仅一例属家庭继发性感染，无一例内源性感染，医务人员没有出现一例感染。
之所以有这样的成绩单，翁心华觉得，跟他们牢牢坚持流行病学史有关。
年4月14日，卫生部公布了SARS的五条临床诊断标准，包括5个方面：流行病学史、发热咳嗽气促等症状和体征、早期白血球计数不高等实验室检查结果、肺部影像学改变病变、抗菌药物无明显效果。4月20日，卫生部下发调整后的诊断标准，不再强调流行病学接触史，只要同时符合第二、三、四条标准即可诊断为疑似病人。
4月20日晚8点，上海市卫生局局长刘俊在上海市疾控中心紧急召集会议，研究调整后的诊断标准，上海市专家咨询组成员悉数到场。
翁心华明确提出，不太同意删掉“有流行病学史”，对于确诊病例和疑似病例，都应坚持流行病学史。这个意见得到了与会者的一致赞同。“刘俊局长是非常有能力的一个领导，他非常支持我们专家的想法。”翁心华说。
会议一直持续到11点多才结束。从疾控中心出来时，正下着大雨。翁心华说，这不是倾盆大雨了，这是“倾缸大雨”。他搭的是专家组成员、医院传染科主任缪晓辉的车。雨水模糊了挡风玻璃，看不清前方路况，也不知道开在什么路上。车逆向驶上了一条单行道，开了一段距离才发现，但没有办法，只能继续向前开。不知过了多久，翁心华终于安全回到了位于肇嘉浜路附近的家。
第二天上午，刘俊把翁心华和专家咨询组副组长、复旦大学公共卫生学院教授俞顺章请到位于上海市急救中心的指挥部办公室。当着翁、俞二人的面，他打电话给卫生部，说明上海对于诊断标准的意见。
电话的另一头并不完全同意。但由于经过专家组讨论形成了结论，刘俊、翁心华、俞顺章都很坚持。对方表示，如果上海坚持意见，需要提交情况说明并签字，要承担以后的责任。刘俊问翁、俞二人的意见，二人均表示愿意承担责任，当场签下情况说明。
不久，5月3日，卫生部再次修改诊断标准，重新将接触史作为第一条标准。
关于诊断标准的这个插曲一度引起外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