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次听说甲肝病*，还是在高中时期，年上海甲肝大爆发。
高考之后，进入第四*医大学。我们口腔系的学习安排是，大学一二年级学习数理化和基础医学、三四年级学习内外科大医学、五六年级学习口腔医学。
衡恩良大队长十分鼓励学员的课外科研活动，这也是第四*医大学的一个优良传统。我的数学基础比较好，也十分喜欢把医学问题用数学来表达，于是，就跟着数学教研室的李文潮老师做课外科研。
李文潮老师那个时候刚刚完成他的硕士论文，是采用改良的Logistic催化模型，研究甲肝的感染力。Frosner教授把世界甲肝流行模式分成6类，李老师的模型解决了感染力随着时间变化的问题，但是，只能在同一类甲肝流行模式中进行比较。
如何把不同的甲肝流行模式进行统一的比较，能不能开发出更精确、更具有实用价值的感染力模型，就成为了我们的下一个目标。
时间一晃，二年过去了，我们依然没有什么进展。只有李老师的催化模型论文，正在一篇一篇的发表。
有一天的晚自习，我正在看李老师的论文清样。正文的第一句话引起了我的注意，“催化模型是一组应用较广泛的流行病学确定性模型”。
既然确定性模型已经没有了更好的办法，为什么不可以试一试随机性模型？说干就干，不到一周时间，我就建立起了甲肝随机模型：非齐次马尔可夫链。
当我把随机模型汇报给李文潮老师的时候，李老师也十分激动，立刻找来一份上海市年的甲肝流行病学调查资料，让我仔细分析一下。我们经过计算，揭示出八十年代上海市20-30岁青年人是甲肝流行高发人群，30-40岁是次高发人群，这和年上海甲肝大爆发的情况完全一致。
又经过几周时间，我们优化了甲肝随机模型，建立起了甲肝马尔可夫危险指数、甲肝总体危险指数的计算方法。这样，不同类型的甲肝流行模式，终于可以进行统一的感染力比较，我们实现了既定的目标。
这时候，李老师建议我参加全国学术大会，在大会上再听听专家的意见。经过大队*委批准，我带着甲肝论文，年7月赴武汉参加中国医药数学学术交流大会。
我的论文在大会报告之后，反响十分热烈。参加会议的许多专家认为，我的这篇论文，是数学理论与医学实践相结合的一个很好范例。更重要的是，许多防疫站工作的同志，纷纷请求我帮助他们计算甲肝数据。尤其是上海市宝山区防疫站的一位同志，连夜计算了一个晚上，却总也没有把数据计算对，临别时仍依依不舍。那个时代计算机还没有普及，完全靠手算心算，非常考验基本功。
顺便提一下，这是我第一次到武汉，却是连续三次登上了*鹤楼。
第一次是报到日，还没有正式开会。于是，我就去登上*鹤楼，体会毛主席诗词里一览龟蛇锁大江的风景。然后，顺着蛇山往后走，却发现有一个缺口，直接到了大马路上。
第二次是正式开会日，李文潮老师到了。我告诉他蛇山缺口的秘密，于是，兴高采烈的带着他，中午重登了一次*鹤楼。
第三次是大会结束，主办方湖北医科大学赠送了大家每人一张门票，希望大家在武汉留下美好的回忆。
返回学校之后，我的工作引起了流行病学教研室主任徐德忠教授的重视。
徐德忠教授是甲肝领域的专家，很早就提出了“甲肝免疫屏障学说”，但是，一直苦于没有定量化的数学分析工具。
我和徐教授很快合作起来，分析了九十年代甲肝八个主要城市的流行模式。这项工作，在我大学毕业之后，发表在了年《国际流行病学杂志》。
河北省防疫站的赵玉良，此时正在复旦大学攻读博士，见到我的这篇英文论文，特意翻译成为中文，供大家学习。
赵玉良博士对我建立的甲肝模型非常感兴趣，经过数月的反复演算，终于掌握了计算方法。赵博士开展流行病学调查，对河北省进行流行病学预测，取得了大量成果。不仅发表多篇中英文论文，更指导制定了多个省市的甲肝流行防控*策。
甲肝随机模型，不仅对于年上海甲肝大流行进行了完美的传染动力学诠释，而且，为年代甲肝防疫事业节约了百亿经费。
年，学校的基础部大楼刚刚建成不久。
我们在新大楼里组织了甲肝流行模式的科研成果鉴定。
随后，通过了陕西省*府评审答辩，荣获陕西省科技进步二等奖。
获奖之后，我返回新加坡，继续从事口腔种植体的研发工作。本以为流行病学工作已经告一段落，事了拂衣去，深藏功与名。
岂料，年的新冠疫情，使得《国际流行病学杂志》从数据库中重新找到了我，让我评审有关稿件。
于是，我又开启了流行病学课余研究之旅。
耿建平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