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突如其来的疫情让“分餐制”“公筷”再次成为“热词”。4月24日通过的《北京市文明行为促进条例》，纳入了公筷公勺、分餐制等疫情防控中的好做法、好习惯，以法律“硬制度”促进文明习惯养成。
但不少人会问：延续了上千年的合餐习惯，真的要改吗？
共享美食，也可能共享疾病
不同于西餐每人一盘、各吃各的，中餐多是合餐制，多人围坐一桌，同吃一份菜。在其乐融融的背后，卫生情况令人担忧：每双筷子都带着口水，频繁地在每个盘子里夹来夹去。从这个角度来说，合餐时，大家吃的都是“口水菜”。中国现代语言学奠基人之一王力在《劝菜》一文中讽刺道：“新上来的一碗汤，主人喜欢用自己的调羹去把里面的东西先搅一搅；新上来的一盘菜，主人也喜欢用自己的筷子去拌一拌。至于劝菜，就更顾不了许多，一件山珍海错，周游列国之后，上面就有了五七个人的津液。”这个场景我们都亲历过，而且也为这种“津液交流”做出过贡献：为了找到自己喜欢的食物，完全不顾他人的感受，把盘子里的菜翻来翻去、挑三拣四。有的食物粘在了筷子上，于是用嘴唇和舌头舔干净，伸进盘子里继续夹菜。吃火锅时，你一筷子我一筷子，带着刚从嘴里“新鲜出炉”的吐沫星子，夹着新的涮品，再次投入热汤……
在这个过程中，致病菌、病*和寄生虫可能趁机潜伏在口水中，进入到每个人的身体里。我们在共享美食的同时，也可能共享了多种传染病。根据世界卫生组织的统计，疾病的各类传播途径中，唾液是最主要的途径之一[1]。大名鼎鼎的幽门螺杆菌是一种定植于胃黏膜的细菌，在我国人群的感染率为40%～65%，平均为49%[2]。它可能引发慢性胃炎、消化道溃疡等胃肠疾病，甚至导致胃癌[3]。而感染者的唾液中就带有幽门螺杆菌，共餐时用的筷子、汤匙就可能成为传播媒介，增加其他人感染的几率。
（幽门螺杆菌感染示意图）
甲型肝炎和戊型肝炎也能通过唾液传染。年，上海甲肝大暴发，感染者高达30万人，合餐交叉感染在其中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毛蚶与年上海甲肝大流行）
此外，牙周病细菌、致龋菌、疱疹病*、流感病*等，也可能通过合餐传播[1]。除了传播疾病，合餐共食还会带来以下几个问题：1.不利于体重控制：大家一起吃饭，很难判断自己究竟吃进去多少。而且人数越多，吃饭时间越长，越容易吃得过量。2.不一定营养均衡：虽然有一大桌子菜，但很多人只挑自己喜欢的吃，特别是孩子，这样很难做到营养均衡。3.可能造成浪费：家宴、请客、会餐等合餐，组织者常会抱着让大家吃好、吃饱的心理，准备得特别丰盛，吃剩一些饭菜是司空见惯的。而我们在影视剧看到，西方人的分餐里，会把肉类、谷物、蔬菜平均分配到每人的餐盘中，吃了啥一目了然，而且营养均衡。谁要是吃不完，浪费了，可就责任到人了。
另外，在聚餐环境下，我们吃得可能没那么轻松：家庭聚餐时，新上桌的菜得等长辈动筷后才敢吃；和领导一起吃饭，根本不好意思自己转桌盘，只能眼睁睁看着自己喜欢的菜被吃光……
我们为什么放弃分餐？
在很多人心目中，合餐是老祖宗传下来的规矩，体现了我们重视家庭、讲究亲情的优良传统。这真是天大的误解。事实上，中国是最早实行分餐制的国家。最早的史前氏族文化阶段，由于生产力低下，人们采集的食物通过加工后，按照人数平分，然后各自进餐，这是最原始的分餐制。到了商周时期，中国人开始席地而坐，人各一份。魏晋南北朝时期，高足坐具的出现促使大家开始同桌而食，但这并不代表大家已经开始“合餐”了。实际上，食物的分配上仍然是一人一份，只是围桌而坐，有了“合餐”的那种气氛而已[4]。
（南唐名画《韩熙载夜宴图》就呈现了分餐的场景。文学家韩熙载与几位“官二代”边听曲儿边吃边喝，菜肴、碗筷也都各摆一桌，界限分明。）
合餐制出现于北宋。随着食物种类和烹饪花样变多，人们意识到，坐在一起吃，能每样都来一点，更经济实惠。与此同时，茶楼酒肆等公共饮食空间出现了，寻常百姓走出家门享受美食，饮食成为一种热闹的市民活动。吃饭不仅是为了填饱肚子，更是一种人情交际，同饮同食是一种情感连带的象征，将“分享”“热情”等传统人情特色融进了食物。明清之后，合餐制成了主流，但仍有分餐的影子。如电视剧《甄嬛传》中，皇上到华妃宫中进餐，就对宫女颂芝说：“你来给朕布菜”。布菜就是把食物分送到别人的餐具内，请其食用。
（背景为清代的电视剧《甄嬛传》中，皇宫宴席还是分餐为主。图片来源：《甄嬛传》剧照）
类似的说法还见于《红楼梦》，刘姥姥二进大观园，贾府设宴招待，“薛姨妈又命凤姐儿布个菜”。
分餐到底难在哪儿
早在20世纪30年代，当时的中国知识分子便开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