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标题：从“非典”到新冠肺炎，每场战“疫”他总是冲在最前线周新：一旦面对生死考验，党员一定要先站出来
我不求百年之后世人还能记得我，只求这几十年我做的事情能为患者解决问题，足矣。
人物小传
周新，年出生，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医院呼吸与危重症医学科学科带头人，曾获全国先进工作者、上海市抗击“非典”模范工作者、上海市优秀共产党员、全国医药卫生系统先进个人、全国医德标兵、上海市劳动模范等荣誉称号。多年来，周新悉心科研，获得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上海医学科技进步三等奖等多项科技奖项。
从医45载，党龄48年，历经甲肝、SARS、H7N9、新冠肺炎等一场场战“疫”，最危险的地方，总有医院呼吸与危重症医学科学科带头人周新的身影。“到了关键时刻，面对生死考验，党员一定要站出来。入党誓词里那句‘随时准备为党和人民牺牲一切’，绝不是空口白话。”周新说。
尚在大学念书时，周新就入党了。彼时，刚满20岁的他这样说，“我希望能为社会、为祖国的繁荣富强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只有跟着党走，跟着先进的组织走，我的理想才能实现。”
做了一辈子的医生，这些年，周新谈得最多的、想得最多的，总是患者。“当医生，不就是一辈子给患者解除病痛吗？我不求百年之后世人还能记得我，只求这几十年我做的事情能为患者解决问题，足矣。”
“没有党组织的教育，关键时刻站不出来”
犹记得一年前，上海一批批援鄂医疗队驰援武汉，在这群逆行者中，67岁的周新是最年长的医生。用他自己的话来说，“家人劝不住我，学生拉不住我，我搞呼吸的，怎么能不去？”
临行前，记者曾问他，此行武汉，害怕吗？他正在赶往虹桥机场的路上，回复坚定且认真：“完全不害怕，我们肯定能打胜仗。”他还向记者详细介绍了去往当地后的工作重点，一是救治患者，二是防止再传染。
真到了武汉，医院，周新还是大吃了一惊——情况远比想象的复杂，患者的病情远超预期。“这里就像一个战场，前方不断有伤员送来，最多的一次，一个病区一晚收了12名重症患者。”听闻他的描述，记者又再度问起了这个问题，“那您害怕吗？后悔去武汉吗？”没有丝毫犹豫，周新话语铿锵，“一名共产党员关键时刻不站出来，有什么资格叫党员？谈什么为人民服务？勇气终会战胜恐惧！”
身先士卒往前“冲”，危难时刻“站”出来，周新总是选择冲锋在最危险的前线，一如往昔。在周新的办公室，放着一张珍贵的照片，照片中他身穿防护服，头戴防毒面具，目光坚定。那正是年“非典”肆虐时，周新作为上海市SARS防治专家组成员，每天战斗在防疫前线。快门定格下的瞬间，正是他将要给一位危重SARS合并自发性气胸患者做胸腔闭式引流的一幕。胸腔闭式引流是治疗气胸患者的最有效方法，但对于手术医生来说，近距离接触“非典”患者，具有被传染的风险。
周新说，当年防护设备非常简易，没有N95口罩、护目镜，只有纱布口罩和布料外科隔离衣，为了这台手术，医院特地向消防队借来了防毒面具。但面对患者，他没考虑那么多，“患者病情危重，马上手术才能获救。我是呼吸科医生，我怎么能不上呢？为患者解除痛苦，才是第一位的。”
为什么总能不顾个人安危冲在战“疫”最前线？周新想了想，认真地说，“我20岁就入党了，一辈子接受党组织的教育，如果没有这份思想洗涤，我想关键时刻是站不出来的。党员平时和群众一样，在平凡的岗位上工作，一旦面对生死考验，就不一样了，先站出来的一定是党员。”这是一位医者对患者的承诺，也是一位党员的入党初心——明知有风险，但面对需要救治的患者，再危险的地方，也要去。
“有风险的事我来做，如果倒下我先倒下”
医院援鄂医生查琼芳所著的《查医生援鄂日记》时常提到两个人，队长郑军华与医师组组长周新。“郑队提供思想支持，周教授提供技术支持。”查琼芳说，几乎每个班头，周新都做着统筹指导，在他的带领下，自己也学会了气管镜引导下的插管工作。
上海市第一批援鄂医疗队是一支临时组建的“混编旅”，名医护人员来自全市52家医院。医院，新环境、新病种，在人生地不熟的情况下，周新用最实在的做法鼓励后学，“没关系，你们跟着我走，有风险的事我来做，如果倒下，我先倒下。”
医院鏖战的两个多月里，周新每天都坚持进病房，为病人诊治，他不满足于听汇报，而是一定要到床边观察病人情况后才作出判断，决定处理意见，大部分气管插管都由他亲自操作。
危重症患者病情进展快，常常会突发严重的呼吸衰竭，气管插管是为了使用有创呼吸机治疗。然而，对患者而言有效的治疗，对医生来说却是风险最高的操作之一。上医院急诊科主任医师许磊说，将插管插到气道，直面患者唾液、飞沫与可喷溅分泌物，周新挡在了所有人的前面。
老党员的带头精神也激励着后辈们向党组织靠拢。在抗疫一线，一批批队员火线入党，许磊是其中之一，“身边的党员总是带给我许多感动，周新教授尤是如此”。
周新话不多，但总在用实际行动鼓舞感动着医护后学。医院呼吸科主任张旻回忆，去年小年夜，组建医疗队援鄂的通知一来，她马上报名，可周新拦下了她，“你孩子还小，科室也要运转，我没有负担，我去。”
“科室里的同事都觉得他留在上海更好，无奈他很坚决，我们拗不过他。”张旻说，大年夜临行前，医院，不忘给科室的“孩子们”发红包。就这样，师徒两人一个奋战在武汉，一个战斗在上海，身处两地但都是为了同一场战“疫”的胜利。
“国家需要我去哪里，我就去哪里”
在旁人看来，周新永远精神抖擞、声音洪亮，如同一匹不知疲倦的老马。然而，这名时时刻刻将患者、后辈放在心上的老专家，却也在去年让大家胆战心惊了一回。武汉回沪后的体检中，周新查出了肝脏肿瘤，正式复工前先当了一回患者。
“1.5厘米的小肿瘤，腹腔镜微创手术就解决了。”提及自己的身体情况，周新轻描淡写，做好手术一个礼拜后，他又出现在工作岗位上，清晨6点半，他忙碌的身影再度穿梭于病房、重症监护室。
做了一辈子的医生，积累了丰富的临床经验，不论在呼吸衰竭、哮喘，还是肺部感染和慢性阻塞性肺病；不论在抗生素还是机械通气、纤维支气管镜的临床应用，周新都潜心钻研。他直言，自己经历了“呼吸科”的几代更迭，从最初入职时的“肺科”，治疗肺结核传染病，到“呼吸科”再到“呼吸与危重症医学科”，自己的临床涉猎范围越来越广，既能看传染病、呼吸系统疾病，也能治危重症患者。
身为一名造诣精深的呼吸科专家，谁能想周新最初是想做外科医生的。“但国家需要、医院需要，我就去最需要我的地方。”他说，不管分配到哪个科室，你的理想和兴趣就在此生根发芽，好好干，这是一辈子的。
周新今年68岁了，医生这份职业他干了45年，已经成了一种刻骨铭心的习惯。“医院就像自己的家一样，现在我很高兴看到自己的学生已经接上班了，年轻一代在迅速成长，呼吸学科一定会发展得更好。”党龄48年的他还心存一份小期待，“光荣在党50年可以领取纪念章，我再过两年就满了！”
回望入党历程，他用八字总结——初心不变，信仰始终。（李晨琰）
本文来源：文汇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