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传达室
现在，上海正在阻击新一轮疫情。最近几天，病例数依然高企。情形令人揪心，但我们应该相信上海。因为回顾历史，早在34年前，它就曾经战胜过大规模的传染病疫情。
从历史中获得经验和力量，是战胜困难的有效方法。这几天，不少朋友翻出我以前写的这篇文章转发。今天我索性做了一些订正修改，再把它发出来，希望对大家有点用。
01
年秋天，长江口附近在疏浚河道时，挖出了一个长约20余公里的野生毛蚶集聚带。
大量的毛蚶从泥沙涌入江水中，成为渔民们捕捞的收获。这些毛蚶以低廉的价格被销往上海，成为市民餐桌上的饕餮美食。
毛蚶是一种贝壳类生物，壳内有肉，不仅味道鲜美，而且含有丰富的蛋白质。
在当时的上海，普通的肉类还比较贵，而毛蚶只要五毛钱一斤。但是，长期浸润在江底泥沙中的毛蚶，体内聚集着浓度极高的甲肝病毒。上海人食用毛蚶的方式是用开水烫一烫后直接“鲜食”，如此当然无法杀死病毒。
于是，在人们的大快朵颐中，一场公共卫生危机正在悄然袭来。
02
年12月，医院的腹泻病人开始大增，经过流行病学调查，发现这些病人都吃了毛蚶。医务人员于是对市场销售的毛蚶进行检测，不光发现了痢疾杆菌，而且还有甲肝病毒。
由于甲型肝炎有平均一个月的潜伏期，这意味着这种传染病有可能在上海爆发。卫生部门发出了预警。年1月18日，上海的官方报纸《解放日报》刊发了一篇报道：《卫生部门和广大市民请注意毛蚶可能携带甲型肝炎病毒》。
可事情已经来不及了。
年1月18日，上海报告甲肝病例43例。此后短短十多天，这个数字开始逐日暴增：
1月19日新增例
1月27日新增例
1月31日新增例
……
从当年1月底至2月14日，上海每天都有新增甲肝病人超过1万例，这些病人产生发热、腹痛、呕吐，大部分还都有黄疸。
那个时候，医院的床位加在一起有多少呢？一共只有5.5万张。
排山医院。据当时亲历的医生回忆：
“来的病人脸色蜡黄，有的甚至连眼睛都黄；有的病人排队排到一半晕过去了，我们看到他晕过去就把他抬进来，真的很可怕。”
医疗资源遭到空前挤兑。后来，病人有的就不排队了，见有空床位就直接抢，医院不得不请警察来维持秩序。
另一边，恐慌的情绪也在迅速蔓延。
在石库门里，一个居民出现了甲肝症状，整条弄堂的人都如临大敌，连楼梯扶手没人敢碰。当时，传言板蓝根预防治疗甲肝有效果，一时间出现了抢药现象；又传言片仔癀有防治甲肝的奇效，当时片仔癀贵到三粒就可以换一部电视机。
上海陷入到前所未有的危机之中。
03
当时，江同志是这座城市的最高负责人。而朱同志刚到任上海，还没有被正式任命为市长。
面对突如其来的疫情大爆发，就跟后来新冠时期的武汉一样，政府首要解决的问题，床位、床位、还是床位！
1月24日，市府召开各区区长、卫生局局长、防疫站站长和市府有关委、办、局负责人会议，决定动用部分旅馆、礼堂、俱乐部等，增设肝炎隔离点和床位。这个措施，医院如出一辙。
2月8日，市委又成立“肝防”领导小组，并在第二天召开全市干部大会。江同志发出号召：“全市动员起来，打一场防治甲肝的人民战争。”他要求：
三天内将肝炎病人全部收治，此为当务之急。只有把病人一个不漏收进隔离，才能切断病毒传播。
当时，这场会的动员对疫情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年代的条件，还没有能力在短时间内修建火神山、医院，但“人民战争”这一招很管用。
当时，许多企业把自己的仓库、礼堂、招待所等等都改成临时隔离病房，让甲肝病人入住。
根据《上海卫生志》的记录，经各行各业共同努力，全市累计开设隔离点个，肝炎病床11．8万余张，家庭病床2．9万余张。
可不久，住院病人的药也开始告急。甲肝是一种可以自愈的疾病，但住院病人非常恐慌，都吵着要吃药。当时的上海卫生部门就发明了“大锅药”，把清热解毒的中草药放在一口大锅里熬，每个病人发一碗。
04
医疗系统承担着巨大的压力，而主管卫生防疫的官员日子也不好过。
例如，副市长谢丽娟同志，是一位医生出生的专业官员。她在疫情到来前就做了一些未雨绸缪的工作，但毛蚶的流通是一个多环节的问题，并不全在她的分管范围内。
据她回忆，那段时间，她始终和市领导保持直线联系，汇报每天的甲肝病情。由于休息时间实在太少，她开始出现耳鸣甚至重听。
朱同志和谢丽娟（左边戴白色帽）
一边要忙着争取病床，另一边还要承受着责难。当时，没有网络，更多不满的声浪反而来自于体制内。
不少人大代表、政协委员把矛头指向了她，甚至一些老同志也发话：谢丽娟是不是应该作个检讨或者引咎辞职？
这时候，江同志作为一把手，表达了对部下的力挺。他说：
“如果要说追究责任，追究我的责任，我有领导责任。”
他还亲自到市政协作解释，说明整个医疗卫生系统是在如何努力工作着。最终，获得了大家的理解。
05
由于当时全民的卫生健康知识不高，一些信息也不对称，甲肝流行引发了恐慌，一时间全国人民“谈沪色变”。上海人受到不少歧视。
可即便这样，已经84岁的小平同志不怕，还是照例要来上海过春节。不光过春节，他还在江同志的陪同下，走进上海春节晚会会场看节目。演出结束时，邓大人走到杂技小演员面前时，俯下身亲了她的脸蛋。
老人的到来起到了稳定军心的作用，向人们宣示了，上海不是一座“瘟城”。
2月17日大年初一，上海下起了雪。当天，江同志医院和威海路号治疗点，慰问病员和医务人员。
也是自春节左右起，新增的病例数开始下降，到了2月下旬已经降到了和日常差不多的发病率。
最终，上海约35万患者之中，最后有28个死亡病例，死亡率按照国际标准也是非常低的。经历过那次甲肝大暴发，上海市民在饮食习惯上也吸取了教训，大家的公共卫生意识也得到了增强。
回顾那一段历史，就会发现，即便在年代条件很差的情况下，人们依然能够成功地赶走传染病。那么在今天，医院床位、那么强的动员能力、那么多的科技力量，战胜疫情也只是时间问题。
就像江同志在后来抗洪前线说的那样：中国人民是不可战胜的。
参考资料：
《上海卫生志》，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上海市原副市长回忆年甲肝大爆发》，中国新闻周刊
《年上海成功应对甲肝疫情的措施与经验》，上海党史与党建
原文链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