京东的“自杀式物流”不是第一次，早在武汉疫情发生的时候，京东就使用过自杀式物流。
一个车队几十辆车，车队进入疫区后把货发完，发完后全部物流人员和司机被立刻集中管控隔离7-21天，装载车辆一律停留在疫区不得返程。而在这期间，不断有车队继续往疫区送货，送完货即被隔离安置，直到全部物流运力耗尽和前几波人员车辆解封。
京东能处，有事真上。
全域静态管理下的上海，物资配送可问谁？
全域静态管理
年4月9日，上海市的确诊病例增长到人（包括确诊病例例和无症状感染者例），说明本轮疫情仍然处于快速上升阶段，防疫防控的拐点尚未到来。
钟南山院士对上海疫情点评为：
这一次上海确实出现了比较大面积的扩散情况…防控的措施准备不够充分，对奥密克戎病毒的传播特征认识不够，一定要在疫情暴发初期就将其阻隔。
“亡羊补牢，为时未晚”，当前上海全市乃至全国上下都已经统一思想、坚持动态清零。因而从3月30日开始，上海逐渐进入全域静态管理模式：
全域静态管理就是指所有人员不能流动、不能外出,全面进行严格管控。除了民生保障公共服务类企业之外,所有企业继续停业(或者进行居家办公)。
由上述定义可见，这种社区组织模式由此前的封闭式管理、非接触式配送、非必要不外出…升级而来，其坚持的时间与执行效果离不开民众的理解与配合。
从长期看，连续的封城直接影响经济与就业，对于“兜兜里没钱”的人们尤为敏感。从《财新》的统计数据看，年3月的中国制造业PMI指数已经跌破枯荣线（48.1），创下年1月武汉封城以来的新低。而本轮上海疫情是在3月下旬才趋于严重、4月初才进入封控的，因而后势严峻。
万上海市民乃至全国人民盼望尽快遏制疫情，早日回归正常生产生活。
而在短期内，风控对人们的直接冲击在于保障民生，也就是物资供应与配送。什么是民生？公共卫生、社会治安等公共秩序的维护当然是必不可少的，但现阶段上海人民的最大民生，则是生活必需品的供应。
从目前情况看，国家与各省市均大力调拨物资支援上海这座特大城市，理论上是能够满足基础供应的。但上海市民还是普遍感到物资匮乏。显然：
物流配送的“最后米”成为制约日常用品供给的关键。
众所周知，尽管有一些农产品生产与加工基地，但上海市绝大部分农产品都是从外地输入的；市场化体系的高效运转保证了上海市日常的“菜篮子”供应。
但以“菜篮子”为代表的生活必需品对价格非常敏感，其供应又接近于完全竞争，因此降低成本就成为供应商的必备技能，这意味着物流与供应链管理中的精细化。例如，由顾客需求拉动的准时化配送几乎成了平台标配，大家都在以需定量、竭力降低动态库存——这对于生鲜产品而言尤其重要。
但精密高效的供应链系统往往意味着更低的冗余度和容错率。全域静态管理很快就打破了原有供需平衡：
无论是实体门店还是网络配送都面临着“最后一百米”的供应链问题，也就是安排配送人员和工具为收货人送货的最后环节不再顺畅，使得原有供应链管理不再有效。
按照《疫情防控期间邮政快递业生产操作规范建议（第七版）》、《上海市邮政快递业疫情防控规范（加强版）》等要求，对进入上海的快件需要实施全流程的消杀处理，对运输车辆、电动自行车、揽投服务工具和处理场所进行清洁消毒，人员以无接触方式投递，且设置投递前静置期…在实际操作中还存在车辆管制、路口封控的要求，因而只要出现任一环节的意外，物资就进不来上海，或者进上海后到不了小区。
例如几天前，上海就出现过因分拣人员阳性而导致大批蔬菜腐烂的悲剧。
风控下的物资供给问题
市场化的供应链系统出现困顿，这就对非市场化的物资调拨分配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而上海市的管理系统似乎并未做好充分准备。
事实上，自从年上海爆发甲肝疫情以来，上海市就没有面临过这样全城封控的状态。哪怕是年非典期间，上海市只有8人感染，当时媒体也仅仅“呼吁大家减少出门”，社会运转并未受到重大影响。
而这一次，数十年未发生过的紧急状况（疫情情况已超出昔日的武汉）、不断膨胀的城市人口（由年的万上升到年的万）大大超过原有预案的应对，并暴露出“政府病”的沉疴。
风控管理中的物资供给其实有两个关键点。
（一）分配端的公正
在市场化条件下，价格反映了供需关系；但当市场失效时，再依赖价格的指导作用就显得削足适履了，甚至导致两个后果：
后果一：价格的非理性上涨。经济学上有个观点，缺粮10%的结果不是粮食涨价10%，而是一直涨价到饿死10%的人为止。因为当市场参与者仅知道发生供需失衡但不清楚严重程度时，购买者出于规避风险的需求会被迫抢购，而供应者也会逐渐惜售，从而共同把物价推高到一个难以想象的程度。3月底上海市“划江封控”时就出现过类似的“天价白菜事件”。
后果二：行为的道德绑架。简而言之就是：“当你购买的不是商品/服务而是救命品时，它应该值多少钱”。例如4月4日，上海某女子找人为父送菜，但因封控而无人接单，所幸某快递员分文不取单程27公里送到。这个正能量事件却有一个负能量结局——该女子为快递员打赏元却遭网暴（多人觉得元太少世风日下…），冲动之下不幸坠楼身亡。
所以在市场化逻辑失效的时刻，“看不见的手”就让位于“看得见的手”——这并非什么中国特色，二战时美国的战时经济管制、欧洲普遍实施的配给制皆是如此。
相比于市场供给，配给制更考验管理者的水平。由于缺少价格的锚定，分配者在客观上难以精确地评估自身行为。例如，一袋面粉和一件衣服的价值相当吗？有限的医疗资源应该优先供应老人还是小孩？这都是管理者需要人为判断的难题，并没有一个现成的参照系。
另外，分配过程的不透明又放大了分配者的权力，容易滋生个人偏好与寻租行为。4月8日，华东师范大学为留学生过生日而遭到全网批评。除了违反防疫期间不聚集的规定，以及“内外有别”的因素外，还有一个原因是：
在特殊期间，广大市民都在为一日三餐操心。你们居然还有余力准备可乐、饼干、咖啡条、糖果等食品？
（二）配送端的公平与效率
分配端仅仅是解决“分蛋糕”的问题，要想彻底扭转供需失衡，关键还是要从配送端发力，增大运力。
4月9日，交通部在物流保障协调工作机制会议中回应了部分地区对货车层层加码的问题，提出确保通行管控政策统一，确保公路交通网络不断、应急运输绿色通道不断、必要的群众生产生活物资运输通道不断（即“三不断”）。
事情又回到了防控期间加快优化机制流程、打通“最后米”的老问题。
交通部确保“三不断”，其实前面还有一个“一断”的大前提，即坚决阻断病毒传播渠道。而如何保证两者的协调，这才是一个真正的难题。
物流配送“层层加码”的主要原因，还是原先形成的固有城市管理方式，已不能适应快速发展的防疫要求与配送迭代的需要。两者脱节导致了难以兼容的缝隙间不断摩擦、产生矛盾。
一个现实的问题是，奥密克戎的潜伏期缩短到3天，迫使核酸检测报告的有效期最多只能持续72小时。而从物资调拨、仓储打包、长途运输到上门配送，全过程都涉及人工交接，且很可能超出超过3天。因此“一码通行”就存在中途失效的潜在危险。
更要命的是，种类、批次繁复的物资调拨很可能来自国内天南海北，各地所需的配送时间、防疫状况又存在差异。供应链的后端环节面临时间压力，难以“逐一核实、按需验码”，就只能采取更保险的“一刀切”。
另外，在巨大的外溢风险及聚集性疫情压力面前，各地防控政策也可能出现“应激反应”，多做一道检疫手续，甚至层层加码也就不足为奇了。
这就对城市的管理精细化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如何在天平两端协调，在安全与效率之间取得平衡，既需要公共政策制订者拿出“绣花”的功夫（例如加紧信息互联互通），也需要供应链各环节管理者的敢于担当。
4月8日，京东新任CEO徐雷称，京东在防疫救助方面“从来不惜力”，货物和运力都不是问题。但在运营配送方面存在库房解封、车辆车证、道路封控、配送人员与街道社区对接等现实困难，因而“使不出劲”。
为此他列举了一个实例。
今年春节前后，河北地区的防控曾一度吃紧。京东有个食品配送的仓库位置特殊，它的正门位于河北固安，但有一段后墙位于天津境内。因为河北的防疫政策，库房内的物资堵着大门出不去。为了保证京津地区的供应，经过周密论证与紧急协调，仓库员工把库房后墙砸开，连夜修了一条简易公路，绕道天津保证京津两个城市的供给。
严格说起来，这种行为是存在一定风险的：
对于京东这样的上市公司而言，企业的运行必须符合各地政府的规定，尤其是合规性方面的义务。从这个意义上说，当地库房“一停了之”也是符合商业伦理的。
但是，在严峻复杂的疫情面前，促进供应链稳定畅通、把工作措施落实到位，却往往不是喊喊口号、机械执行就能做到的：
它需要管理者的专业判断，以及主动承担风险的决断。
正能量的来源
“沧海横流，方显英雄本色”。各级政府和舆论宣传都报道了防疫过程中的各种英雄事迹，也披露了一些不尽人意之处。然而，什么才是真正凝聚人心的正能量？
它不应该是高高在上的“端红酒、喝咖啡”格调故事，也不应该是“救丁丁、庆洋生”的区别对待，更不应该是上海某电视台教你“五日轻断食”的何不食肉糜。
相反，为了让上海人民不再设置凌晨五点的抢菜闹铃、众志成城打赢疫情防控的硬仗，孙副总理在上海调研时强调“抓好保运保供保链，及时送抵生活必需品”。这种有温度的发言属于正能量。
京东新CEO徐雷说：
现在好了，我们终于可以使劲了。
这种“不算账、敢担当”的豪情也是正能量。就冲这句话，不少网友觉得被戏称为“狗东”的某平台：
能处，有事真上。
而更让我激荡的正能量，则是前同事与同行们纷纷驰援上海，保“沪”抗疫。
这一刻，我真正感受到了这个平凡工作的重要意义。因为在这场协同抗疫的硬仗中：
无数的普通人身上都闪耀着一样东西，哪怕那是他们身上仅有的东西。
愿他们一切安好，期待得胜归来后把酒言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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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域静态管理下的上海，物资配送可问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