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治白癜风哪家医院好 http://www.bdfyy999.com/index.html作者：杨育新
熟悉我的朋友常说，凡是有杨育新出现的地方总会有故事……
（一）爆发
年，一个看似平谈的年份，然而元旦过后，没人想到一场震惊全国公共卫生领域的重大事件爆发在长三角。突如其来的甲肝病毒毫无征兆地在上海城区爆发肆虐，很不幸我也成为被感染中的一员。
我清晰地记得那年的一月中旬，老婆刚调进液化所工作不到半年时间，分配在殷行路供应站上班，离家不是很远。她下班时顺路购买了一些菜带回家，其中还有二斤左右我们平时都非常喜欢吃的毛蚶。我还特别关照老婆不要烫得太老，要带点血水。
那时候，我还未染上酒瘾。伴着米饭，不知不觉中一大盘毛蚶就被我们夫妻俩消灭光了，还好女儿没吃。
谁知道，第二天早上开始，我连续几次不停地腹泻。到了单位，看了报纸才知道，我可能也中招了，染上了甲肝。领导马上关照，暂时不要来上班，让我在家等待通知。
由于事发突然，患者众多，医院人满为患，根本无法及时收治。市政府下达通知，有条件的单位各自采取措施，想方设法自建隔离病房。而我所在的单位液化所没有这个条件，所以只能求助外援。
大约过了三天，单位来人通知，让我在第二天上午，带好住院必需品去单位集中，医院隔离治疗。医院是一件最大的幸事。不然的话，家属也跟着一起担心受怕。其实我老婆当时也有过腹泻，只不过抵抗力好，经检查没有感染甲肝，不然更麻烦啦。
（二）住院
接到通知后第二天上午8点左右，我带着行李来到单位集合。经询问医务室医生了解到，我们这批患者共有十人，包括一位女工。我们将被送往闵行一家刚竣医院住院部。这还是通过液化所闵行分所领导帮忙联系的。因为，当时上海的疫情已经非常严重，医院根本是一床难求。
经过差不多二个小时的车程，医院。然后按照要求，到四楼通道排队等候。医院的实际情况是，1—3楼刚开启使用不久，四楼还未启动，可以拿出一个楼层供有关系的单位救急使用。因此，也就是在这两天里院方按照防治传染病的标准重新调整布置，所以我们一时还进不去。
大约等了二个多小时，终于可以入院了。护士前来通知，先安排一个女员工进去，然后再安排四个男员工进去，我主动站在后面继续等待。最后终于轮到我们进场。
一进病房走廊，看到有六七张双人床整齐地摆放在走廊单边靠墙边上。然后护士对我们说“你们五人就睡在这里，病房全满了”。面对如此情况，我们也只能坦然接受。
我们几人各自挑选了一张床坐下，趁此休息时我仔细观察了一下周围环境。这是一幢东西走向，坐北朝南的长方型建筑。朝南的主体病房大概有七间，平均每间安放五张双人床。西头的那间大一点，安放了十多张双人床。朝北的东西两头分别是男女厕所。然后依次是护士室、化验室、分餐室等。我突然发现坐着的对面有一间上了锁的小房间，我站在小窗口往里一瞧，嘿，里面放着三张双人床，估计原先是医生的办公室，临时也改成了病房。我立刻去找护士长论理“为什么还有一间病房空着，却不让我们进去”？护士长回答说“晚上还有一批病人要进来，院长特别交待要留着”。我一听就来气了，我们大老远地赶来，明明还有病房空着，你却让我们睡走廊？
于是，我让几个同事们把行李堆放在门口，如果有人来开门，我们就进去，毕竟我们是先到的。如果到早上还不开门，我们就砸锁进去。结果没多长时间，护士长来通知，说和院长汇报后同意我们五个人进去住。并强调，医院里用的也是液化气，和你们闵行液化气分所关系很好。
进住以后，其他四人分睡二张床，我暂时一人睡一张床。第二天早晨五点不到，就被门外的一阵喧嚣声吵醒，开门一看，来了一群人，大约十多个，原来他们就是护士长昨晚说的要住进来的那批新病人。此刻听得出来是我们病房门正对面走廊上铺的一位病人，正在大声地说着非常油腔滑调的笑话，从中我感觉到，这十来个人可能也是来自一个单位的，他们彼此间互相插话，非常熟悉。因为被吵醒了，我十分恼火。便扯着嗓门叫道“朋友，你说的话非常幽默，很动听，但时间不对，太早了，把我们吵醒了，希望你八点以后再说”。果然，一下子把他给震住了，走廊上顿时鸦雀无声。
早上起床开门外出洗漱时，对门上铺的病友果然机灵，起身主动打招呼。待吃完早饭，他看我房门开着便走了进来，掏出烟发了一圈。闲聊中得知，外面走廊上的十来个病人，全是闵行重型机器厂的职工。说起这个厂当年在闵行也是响当当的大厂，和汽轮机厂、锅炉厂、发电厂共享“四大金刚”之美誉。在计划经济时代，名气是杠杠的。所以，院长特意把这个小房间留给了他们。哪知道，被我给搅黄了。
说话之间，他看到我的上铺空着，便试探性地问我，是否可以搬进来和我们一起住？我立马爽快地答应说“可以啊”。就这样他住进了我们整个病区唯一的小房间。但最后发生的事件，导致我差一点被医院，就和他有直接关系了。听我在后面慢慢叙述。
话说回来，这间病房原本就是院长留给他们单位的，只不过让我给截糊了。自从他进来之后，我们也就成了朋友，他和自己的同事们也都非常尊重我。
（三）抗争
由于我们的隔离病房是临时启用的，各种设施显然没有准备好。一天内涌进了一百来号病人，情况马上失控。果然第二天男厕所就给颜色看了。甲肝病人的主要特征之一——蜡蜡黃的尿液溢出了几米长的小便池流向地面，甚至让人都无处站脚。
而在此时，我正好看见一个勤杂工人还在往里面搬砖要加位置，顿时火冒三丈，立刻上前阻止，不许他们再加人。因为这里已经人满为患，严重超员。现在又造成厕所堵塞，请院长马上派人来检修。病友们听见争吵声几乎全都涌到走廊上，坚决表示支持我的要求。好在院方顺应民意，当场接受了我们的要求，答应不再增加病人并立刻派人抢修疏通污水道。
其后的二天，由于饭菜的质量也是一塌糊涂，我又一次带领病友们罢吃。结果是在不增加伙食费的情况下，极大地改善了伙食质量。经过这二次无意中的行为，使我一下子赢得了威信，获得了全体病友们的尊重，封了我一个病革委主任的“名誉”头衔。
看到疫情防控期间医院许多不尽如人意的问题出现、病人愤起抗议的镜头，不由的联想起我也曾经历的甲肝隔离与院方讲理的场景。我就不停地问自己，假如今医院隔离，面对如此恶劣的环境，我又会怎么做呢？
虽说病友是以玩笑的形式封了一个“病革委主任”的头衔给我，你还别说，院方却真当一回事，从那之后大事小事都来找我商量。有一天，护士长来找我，说有事求我帮忙。她先跟我说起她与闵行分所的一位女副所长是邻居，也因为这层关系，她才牵线经院长同意让我们液化所的十医院。现在的问题是院长有一个亲戚和护士长自己有一个朋友得了甲肝，医院。她问我能不能同意加二位床位？
既然护士长都这么说了，你们说我能反对吗？毕竟我也是个有血有肉的人啊！
人不仅是环境的产物，更是感情的产物！其实，经过几天的相处，护士长、小护士们和我们之间已经建立了较好的合作关系。
（四）友谊
医院就是治疗，每天接触最多的就是护士。除了吃药打针还要吊几瓶药水。每次看到护士为我静脉注射时非要穿几次针才能扎准，真为她们难过，我估计她们是从护校临时调来帮忙的，业务能力稍差一些。因为其时，传闻上海已经有二十多万左右的人群感染，医护人员远远不够。无奈之下，我只好当着护士的面，学着自己扎针。嘿嘿，竟然一次成功。从此以后，医生护士都知道我自己会打盐水针啦。所以，护士们每天只要把药水和针筒放在我的床头柜就行了。没几天功夫，就有二三个病友也来找我帮忙注射。说也奇怪，我在大多数情况下，都是一针见血，绝对准！
住院期间，还有一大特色。这次住院，一共百多号人。除了我们十个人来自市区，其余的人都是闵行地区工厂单位的职工，几乎都是青壮年。我那年35岁，已经算是高龄的了。因为年轻和无聊，我们就找到了一个共同的爱好，打牌。
这样最大的7号房自然就成了棋牌室，因为那里地方大，而且主要牌手也在那里。如果要去打牌的话，我会遇到一个麻烦，每天要吊盐水，又没有移动挂瓶架怎么办？于是我就想了个办法，托勤杂工帮忙找了一根竹竿，用铁丝一头做个挂勾挂盐水瓶。另一头做一个卡勾插在后腰皮带上，然后用一根绳子绑住竹竿固定在胸前高度的位置。这样的话，瓶子挂在背后肩头上方，针头插在手背上，行动自如，一点都不影响我打牌。最后，不打牌的时候我也如此挂瓶到各病房串访，被医护人员和病友们称之为病区里最美的一道风景线！
（五）溜号
住院期间还有一件事情不得不说一下，如果放在今天我是决计不会去做的。那是大约入院一周以后的某一天早上，我突然想吃大饼油条豆腐花了，于是叫上了五六个病友，跟我医院。正好不远处有个农贸市场，我们就找了家点心店，开心地吃上了大饼油条。当我们吃完点心边说边笑一路往回走时，好像发现有人对着我们指指点点，有些路人似乎也在躲闪着我们，由于我们自己已经相互看惯了，感觉不出异样。但是旁人一眼就能看出，怎么这群人的脸个个都是蜡黄蜡黄的，包括眼睛都是黄黄的。再说附近的百姓都知道，医院前几天收治了一大批甲肝病人。面对老百姓异样的目光，我立刻建议大医院。不过还好，甲肝病毒主要是通过粪便传染，不像新冠病毒可以通过空气传染。
说来也真巧，医院门口时，突然有一辆面包车停在我们面前，车上下来液化所副所长刘其伟等五位领导，带着礼品前来慰问我们。领导一见我们十分惊讶，紧接着就批评我，你们都是传染病患者，怎么可以随便出门上街呢？我马上虚心接受批评点头认错，并陪同领导走上四楼。然后把液化所的其他职工一起叫到门口，隔着栏杆接受领导的慰问！
每天都重复生活在吃药、打针、打牌的日子里，十分枯燥。唯一期盼的就是想通过验血报告，希望黄疸指数降下来，各项指标顺利达标，大家都想争取早日出院回家过年。但事与愿违，自入院以来，还没有一个人康复出院。
（六）除夕
转眼间就迎来了除夕夜。那天，大家吃完年夜饭自然而然的围陇在走廊的中段，听我摆怱吹大牛。也不知怎么的我一时兴起，突然就指挥大家唱起了《红军不怕远征难》。没想到，这一唱引起了大家的共鸣。男女病友忽拉拉全部涌向走廊，每间病房门口都挤满了人。大家从长征组歌开始一直唱到半夜十二点过后。其间还有一对男女病友自主搭挡表演了一段杨白劳和喜儿的《红头绳》，会唱的和不会唱的一起欢呼雀跃。这是一次困顿中的病人自然爆发的汹湧群情。宽敞的走廊犹如一个巨大的音响，震惊到周围的居民纷纷打开窗户，他们也纳闷，难道遇上了一群“疯子”。
那个年头，群众文艺还未形成氛围，广场舞也还没有诞生，病号里更没有安装电视机，根本没有一絲絲春节的年味。我们以病魔乱舞为自己创办了一场“甲肝春晚”，连当晚值班的护士也被现场的气氛所感染，主动加盟并奉献她的喉咙一起歌唱。
如今看到医院阳性病人唱歌跳舞的欢乐场景，瞬间勾勒出我三十四年前同样生动的画面感！作为曾经也是大规模传染病的感染者，当年我和今天的新冠病友心情一样，感同身受。大部分人一旦进入隔离方舫后，在经历了初始阶段的恐惧和混乱过后，马上就会进入相对良性和稳定的状态，因为看到了希望。其中只要人群中有一二个广场舞和小分队经验的文艺人才领个头，同命相怜的病友们一定会像疯子一样跟着狂欢乱舞。最大程度地释放自己苦恼的心情，大胆地喧泄种种不满，让紧绷的身心完全放松。通过这种自发的歌舞形式，我相信，除少数重症患者以外，大多数轻症患者肯定会坦然面对。这是最好的精神疗法，甚至优于药物！
虽然已经过去了三十四年，但此情此景仍然深深地印刻在我的脑海中，永远也挥之不去！
（七）纠纷
乐极亦会生悲！谁也不会想到，热闹的除夕之夜刚过去二天，大年初二的晚上，大约八点过后，我们屋里六个人都躺在床上闲聊，准备慢慢睡觉。突然一阵急促的敲门声响起，来人进门就对着我上铺的重型机器厂的小伙说“你的亲戚被人打了”。他一听，穿上衣服就冲了出去。我一看，情况不妙。立即叫上我的几位同事穿上衣服一起去看看。
事情发生在七号病房，等我们进去一看，五、六个人围着他们俩在打，这还了得。一声招呼，我的同事们一哄而上，从屋里一直追打到走廊上。结果对方被打的头破血流，跪地求饶。房间里的所有暖瓶被当作武器碎了一地，病房和走廊尽头的门窗玻璃全被砸碎……。
院方立即报警，不到一会儿，随着警笛的呼叫声由远及近，警察马上赶到四楼，察看现场后，立即开审所有参与打架者。我当然在列，被定为重要的帮凶。
可能因为是春节期间，又是晚上，警察宣布明天再来处理。
警察走后，我们回到房间，才了解到事情的原委。原来七号房被打那人是我上铺的连襟，这次也医院。为了一些小事和对方引起纠纷，没想到对方也是一个单位的，结果就发生了以多欺少的群欧。
第二天上午，没想到公安干警没来，我们单位的党委副书记孙心一却来了，他和院长一起找我谈话。他们明确告诉我，闵行公安分局原来准备对几个主要当事人实施拘留，在经与我单位领导商量之后，考虑到又都是传染病患者，所以就请单位来人先把我接回去再行处理。
然后就我一人，整理好行李，跟室友们一一告别。好多病友自发的站在走廊上向我挥手告别。
回到家里，实行自我隔离。因为经过前期的治疗，不久我也慢慢地恢复了正常。大约休息了半个多月，我又回到液化所工会工作了，此事也就不了了之的过去啦！
（八）相聚
自从我回到单位上班以后，医院那边同期住院的同事们也相继出院回来上班了。有几个同事向我传达了一个信息，说闵行的病友们非常想念我，都想来市区看看我。我说好呀，就让他们去转告吧。也可以把我办公室的电话号码告诉闵行病友直接和我联系。因为那时候还很少有私人电话，更不用说手机了。
果然，闵行的几个病友纷纷来电表示想和我聚聚见见面。我决定三月里挑了个日子，请他们下午先到军工路共青森林集合，晚上到我家聚餐。
具体日期我记不清了，只能说到了那天，我向工会主席辛阿根请了假，并把原因告诉了他。他感觉到不可思议。
按照约定的时间，我和另外两个同事提前来到了森林公园等候。不出半个小时左右，闵行方面来了七个病友外加一位护士，很是意外。看病住院竟然还会引出这档子友谊。
病友相见非常亲切，大家高兴地回忆我们患病共难的日子里那些有趣的故事。那天拍下了许多照片，只可惜我一下找不出放在哪个纸箱里，我的照片实在太多了，要不还能让群友们一起分享呢。
傍晚时分，大家一起坐公交来到我的家。老婆已经忙忽了大半天，她不太会烧菜，主要是买了许多熟菜。
正当我们举杯畅饮共叙友情的时候，突然间我的工会主席阿根敲门来到我家。我很惊奇，问他“你怎么来啦”？他回答说“你上午跟我请假时说了这个情况，我很好奇，所以下班时顺路就来看看”。
因为我家的离单位不远，走路也就十分钟。我心想工会主席前来探访除了好奇以外，恐怕还是担心我别有其他什么意外事，必竟我还医院的吗。
面对这一群甲肝病友，辛阿根主席说了一番关心和表示慰问的话语，让大家很感动。临走前，病友们全体起立，用掌声向他表示感谢和欢送。
这次聚会人人称奇。谁也没有想到，一群甲肝患者，经过住院治疗，竟然成为肝胆相照的朋友啦！这段难忘的记忆，每次回想起来都是满满的甜蜜！
如今的上海疫情正处于动态清零的关键时刻，相信在党和政府的强有力的领导之下、在全国各地无私的支援之下、大家齐心协力，一定能够共渡难关，迎来抗疫战争的最后胜利！
